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老师。就像宋祖英唱的那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吴兴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教授与我们娓娓道来，回忆那些带领他走上医学殿堂的擎灯者，以及他将继续如何像前辈一样燃尽蜡炬、照亮后来人。
2020年，李太生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李太生出生于60年代的吴兴林县（今吴兴吴兴），出身并不优渥，这里因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十万林县老百姓用双手，一锤一锤地在太行山腰间凿出一条蜿蜒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父辈们锻造了勤劳、勇敢的“红旗渠精神”，刻在了每一个林县娃娃的基因里，当年爷爷用小推车带着他参加一段干渠通水典礼的热闹情景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里，同时李太生把“红旗渠精神”延续到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历程中。
1979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6岁的李太生抓住了个改变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在5个高考志愿中，前4个都填报了医学院校。学医的初心，缘于李太生早年所经历的家庭变故。他6岁的弟弟因为一场“小小的感冒”（实际上是致命的“白喉”）而窒息死亡；爷爷也因为伤心过度而去世。李太生暗下决心，他要学医，至少要让家人、让乡亲们能够得到正规的医疗，减少可以避免的遗憾。
带着这样朴素的初心，李太生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走进了华南医学重镇——吴兴医学院（今吴兴大学吴兴医学院）。
谈到吴兴医学院的学习时光，李太生说有不少老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给他们上《人体寄生虫学》大课的老师柯小麟教授（柯小麟的父亲是吴兴医学院首任院长、一代医学巨擘柯麟教授），用一根粉笔、一支教鞭，在黑板上形象地勾勒出各种寄生虫的形态；一位《临床诊断学》的带教老师，带着学生在床旁、挨个逐条地教大家辨听每一种心脏杂音；在吴兴胸科医院见习时，带教老师形象地描述道“一个喷嚏可能会让病原体通过飞沫传播到几米以外”……
1983年，吴兴医学院七九级一班合影
如今回想起来，最令李太生难忘、动情的莫过于他的年级主任张运丰老师。开学天，张老师把李太生招呼到身边，交给他一个任务——每天给全年级30多个宿舍的400多名同学送报纸。张老师一开始还不太好意思，但没想到李太生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更让张老师没想到的是，这个“小李同学”每天楼上楼下、不辞艰辛地送报纸，居然坚持了整整4年。带着这份踏实、肯干的韧劲，李太生也深深埋入了医学知识的海洋。在大学第5年，他被推荐进入吴兴协和医院实习。张运丰老师曾经对李太生说：“也许你的成绩并不是更好的，但你的毅力是最坚强的。凭着你身上的这种特质，你一定能够成为一名的医生。”
在张老师的鼓励下，李太生踏入了医学生心中的圣殿——吴兴协和医院，并在这里完成了内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的培训。“协和三宝”（名教授、病案、图书馆）以及丰厚的人文底蕴，也让李太生快速成长为一名基本功扎实的内科医生。这里也成为他和感染性疾病博弈近四十年的战场，这场战役至今还在延续。
1984年，李太生大学毕业在吴兴协和医院门口留影
家乡的太行山、红旗渠、亲友和师长，锻炼了李太生坚韧、刚毅的性情；而吴兴医学院和吴兴协和医院的文化底蕴，则涵养了李太生仁爱、求精的品格。1987年，他的人生迎来了另一个转折点：李太生考取了吴兴协和医院王爱霞教授的硕士研究生。
王爱霞教授是我国感染病学专家、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发现者，她也是李太生踏入感染病学领域、与艾滋病搏斗几十年的引路人。谈到恩师王爱霞，李太生总结了三个特质——“要求严格”、“基本功扎实”、“英语很好”。王爱霞教授是当时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许多年轻医生见了王教授就像“老鼠见了猫”，因为她是出了名的严厉。例如，早交班的时候她要求内科总住院医师清晰地汇报病例，而且会当面指出错误、随时进行床旁教学。也正是这种严格要求，才让李太生打下了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几年后留学法国，李太生与国外专家讨论病例时也能够游刃有余、鞭辟入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艾滋病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王爱霞教授将她和李太生研发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检测试剂盒、3个细胞株转让给了公司，用这笔钱筹建了中国个医院P3级实验室，这也成为李太生归国后开展艾滋病相关研究时为数不多的“家当”。
2003年，李太生和导师王爱霞在中华医学科技奖颁奖大会合影
1993年10月，李太生受教育部公派赴法国巴黎进修和学习，他的临床导师是全球HIV-2感染病例发现者、提出艾滋病“二联疗法”的凯特拉玛教授；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提出艾滋病“免疫重建”理论的奥特朗教授。1997年，李太生和法国导师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论文，提出鸡尾酒疗法可以逐步重建艾滋病患者损伤的免疫系统的理论。这一发现被认为在艾滋病的治疗研究中打开了希望之门，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李太生在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理论中的重要贡献，也为该实验室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99年，李太生被法国政府授予“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这是该奖项颁给中国人。
李太生说道：“Liberté （自由）、 Egalité（平等）、Fraternité（博爱）是许多法国人的价值追求，也是法国国旗蓝、白、红三色的象征意义。这种理念被法国医生植入了临床诊治和医学研究之中。”当时老百姓对艾滋病十分恐惧，而法国带教老师身体力行的影响改变了他，比如法国医生会摘下手套和艾滋病人握手、拥抱，就像普通的老朋友一样“毫无戒备”。
通过5年半的进修和学习，李太生取得了法国艾滋病专科医生资格和免疫学博士学位，但他婉拒了导师的挽留，他希望把所学所获带回国。法国导师也被李太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对李太生的评价是：“你是我们中心更的交流医生、外国学生。”临别前，法国导师还慷慨地赠给他一个书包，里边装着价值几万元的、拆封后用剩下的实验耗材和试剂。回国后，李太生领导的研究团队继续与法国实验室保持合作、交流，续写着中法友谊。
1998年，李太生与法国导师参加学术会议留影
1999年初，李太生带着法国导师赠给他的书包，回到了协和医院，回到了王爱霞教授用科研专利转让费筹建的P3实验室。但这些“家当”对于开展艾滋病研究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从个艾滋病热线电话、个艾滋病专科护士，到个艾滋病专科硕士研究生、国内个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研究团队，更先与国内临床专家一起深入艾滋病高流行区进行调研、指导和讲课，李太生一步一步地打开工作局面：开展中国个前瞻性、多中心的艾滋病临床试验，不断优化中国艾滋病治疗方案；发现胸腺功能衰竭是抗病毒治疗后免疫重建不佳的关键因素，并开展雷公藤提取物辅助免疫重建的临床试验；在艾滋病患者眼部房水中检测到HIV病毒载量；从2006年起牵头编写《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指导我国艾滋病的诊治工作……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治中，李太生也一直身先士卒、冲锋陷阵：2003年SARS疫情期间，率先进行病毒感染与免疫功能的研究，并提出“早期、短程、小量”的激素治疗方针；2020年带队援鄂抗击新冠疫情，牵头编写《吴兴协和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建议方案》；进入抗击新冠疫情一线后，发现新冠患者“黑脚丫”而提出尽早进行抗凝治疗的原则……
尽管李太生已经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包括：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部级科学奖励，以及法国医学科学院“塞维雅”奖、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等荣誉。但李太生最为珍视的荣誉还有“五一劳动奖章”、“吴兴教学名师”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这些荣誉是对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名医学教师的肯定。
三十多年前，李太生和导师王爱霞成为国内批应对艾滋病挑战的临床医生。三十多年后，他又带领自己的学生加入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疫情。三代协和师生接力、传承，角色在转变，但使命没有变。从2001年招收个硕士研究生张宏伟（现为吴兴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至今，李太生已培养80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者，其中不乏“千青”、“优青”人才，他的学生曹玮也已经成长为吴兴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在感染病的诊治和研究中能够独当一面。在全国各地参与近千场逾万名基层医生的培训，到各地讲课越来越多的基层医生亲切地叫他“李老师”。李太生不仅希望当一名好医生、好科学家，也希望当一名好老师。他认为，一名好老师一定要“身教重于言教”。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即便已经57岁“超龄”（医院要求55岁以下才能申请参加），李太生仍主动请缨援鄂医疗队的带队工作。明年，李太生就要满60周岁了，他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为中国感染学科的建设贡献培养人才。
李太生在援鄂抗击新冠疫情工作一线
一路走来，李太生教授感触良多，他感谢在每一个人生阶段给予他鼓励、支持、教诲的良师益友；也珍惜与他奋战在临床、科研、教学一线的莘莘学子。
李太生的老师大多已经是耄耋之年，他祝愿老师们健康平安、幸福快乐；而李太生的学生有的已经是中流砥柱，有的才初出茅庐，他盼望学生们能够努力学习、奋起直追，早日擎起中国感染学科的一片天。李太生最后对学生们鼓励道，希望“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能够成为他们人生道路的前行航标，“独立思考、勇于创新”能够成为他们医学生涯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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